重新审视数字时代的公共利益

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

在我们称为“数字革命”的划时代性巨变中，不仅数字技术，物理和生物技术也在融合。同时伴随着这一切席卷而来的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变革。我们正处于一个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和人际关系方面都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时代。

我们很可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发展进程，并且其速度之快也无与伦比，令人惊叹。过去的时代中同样存在很多问题，但同时也有更多的确定性和宏观注释性叙事，如今，这一切皆被迷茫和困惑所取代。不管是从社会宏观角度还是个人微观角度，不安全感和脆弱性的意识都在增加，并且随之而来的还有不断增加的各种诱惑，例如感情上的及时行乐和成长过程中的随波逐流。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是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泛滥。

当今的技术文明隐藏着许多隐患并显示着极大的矛盾。技术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在医学诊断和疾病治疗方面已达到惊人的水平，无人驾驶车辆和清洁能源不断涌现；但与此同时，每天由于营养不良或可治愈的疾病而死亡的儿童仍旧成千上万，生活在非人道条件中的难民依旧还有数百万。我们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但却不知或也不愿面对如何解决与人的尊严有关的根本问题。

我们是这个历史时代的直接见证，没有人能预见在此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将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消费者习惯的改变或个人隐私和网络安全将受到的影响，以至人类将如何处理与自身以及他人的人际关系。甚至人类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也受到质疑：当今科学技术在遗传学、神经科学或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快速发展掀起了“超人类主义”思潮，追捧改进人类的身体和智力功能，比如某些器官（如仿生眼或耳）功能的指数增长。这是一场彻底的革命，大数据不仅与社会控制有着直接关联，而且直接影响到就业问题的前景和人类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感觉难以想象，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切并非科学幻想，它们都是事实。

伦理学的诉求是回答生理或心理上美善与自由的调和及其可行性。某些人认为，遏制科学技术进步罪在不赦；另一些人则坚信这正是尊重人类独具的理性和自由的表现。我们的论点是，以公共利益为准则可以帮助我们面对许多令人担忧的挑战，并避免一种简单的工具概念，将技术科学进步力量视为无可非议的中性事物。

“虚拟现实文化”的后果

如今，时间和空间概念很难脱离虚拟和数字。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向来是人类在共享时空中的产物。与此不同的是，在当今信息范式带来的新文化中，空间经常被数据空间取代，时间也失去了它的真实维度。这就是新生的“虚拟现实文化”（M. Castells¹），是当今公共利益问题中不可忽视的现实。

“虚拟现实文化”是指人​​沉浸于虚拟图像的场景中，并在这样一个符号超越象征意义的世界中进行真实的体验。它是“虚拟的”，因为物质建立在这“虚拟”之上；它又是“真实的”，由于它具有实际的思想、信念、价值观和行为的感知。

同时，表达新文化的必备工具助长“一种在‘自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刺激’中的主动参与和被动接收”²。我们可能因此而产生“变异”，但自相矛盾的是，与其推动我们走出自己接近他人，我们反而会变得更加“内向”；同时，另一个自相矛盾的可能性是，有些人在取得无数种联系后反会陷入一种不可自拔的“外向”；更不要说这些工具本身就具有容易使人上瘾的特性。

“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这个表达方式生动地描述和指控国家内部以及世界不同地区之间在获取和使用新技术方面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这个问题与全球化和发展带来的利益有着紧密的关系。我们正在无动于衷地目睹着“地球村”中不平等现象的深化。根据全球数字年鉴（Global Digital）2019年的最新报告，在全球范围内，57％的人口习惯性地使用互联网。其中欧洲消耗量排名第一，约为80％，亚洲占44％，非洲仅有21％。

除了贫富国家之间的巨大反差外，国家内部的差距也在加深，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在高度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它实际是一个“融入”与“争取融入”之间的问题，也就是那些有能力选择多向通讯方式的人与那些在使用新数字设备方面能力有限的人之间所产生的差距；此外还有那些完全处于技术边缘的人，他们被面前出现的鸿沟完全排斥于外。

这种差距也直接影响到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例如在家庭内部，多种电子设备的涌入有可能造成家庭成员沟通上的疏忽从而导致关系疏远；在工作环境中，数字经济转型产生的最初迹象和影响也已经开始引起我们的注意。

现在，我们已很难为无知找借口，但新出现的是一种更可怕的东西：“无用的知识”（J. F. Revel）。矛盾在于，过量的数据使人们逐渐丧失理解力，增加了“对不可容忍的忍耐度”，同时也麻醉了同理心和同情心。大量涌入的新闻对我们的行动也造成了相应的免疫力，形成一种自我防御机制，按照“犯罪的机构”模式起作用，即“与公共利益意识相反的负面作用因素”³。

技术改造与就业

毫不夸张地说，随着数字经济中机器人技术、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出现，大部分当前由人工操作完成的任务将实现自动化并由机器代替。

的确，这一切将为创造财富和繁荣带来巨大商机，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开发诸多新的工作领域。但是，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不仅限于数量和就业类型上，而且还涉及工作性质和文化意义的变化。很难预测这些根本性变化在人类学意义上将带来何等重要影响，因为工作的意义不仅限于其客观目的和盈利⁴。

然而，当今大多数人似乎对技术持乐观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将带来人类潜力的增长而不是人类的替代。我们以审慎的态度认为，虽然不应大张旗鼓地宣扬大难将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盲目地对市场和商业利益合理地给予信任，希望它们能提出适当的社会解决方案。最实际和最明智的选择是争取合理预测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敦促人们在新环境和未知道路上做好准备。我们应随时以敏捷的理性为指导，以价值观、技能拓展和持续的技能实习为必要装备。

为了提供更好的答案，我们有必要在结合有识之士和掌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展开不同学科间的跨学科对话。良好的道德需要良好的数据，因为“真理是言语（lógos），从而产生对话（diálogos）、沟通及共融”⁵。

科技政治

今天，在自由民主体制于许多方面明显地处于危机之际，民粹主义（左派和右派）恰好渔翁得利。与其简单地加以限制和鄙视而一了了知，不如着手分析为什么许多人被民粹主义的提议吸引，我们处理各种关系、获取信息、参加活动的方式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对所有遭受各种非议的中间组织和包括国家在内的社会结构持什么态度。

尽管行政机关仍然以地域思维逻辑为基础，但目前很多问题的前因、后果和解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全球地方性”，并在不遭受反对的情况下不断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功能。同时，社会组织往往可以在各种政权的组织、形成和活动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并为积极参与开辟各种可能性。

在这些情况下，“新政治”的首要前提不是新政党，而是民间团体以不同的方式承担社会义务，参与政治决定并积极展示其参政能力。因此，与新政治相关的是新公民身份：它已成为在组织内行使参与权并成为决策者的工具。

无论如何，科技政治之所以成为政治革新的非凡因素，其原因不仅限于“它是在大规模范围内有助于参与和决定的科技力量，还在于它能够将思想激进者、支持者和选民转变为激进主义者，使他们能够通过思考-分享-行动展现自身的力量”⁶。

与此同时，新政党内部的许多实践证实，以社交网络为商讨公共利益的辩论场所、探索新的解决方案的做法是一种无法实施的理想化设想。一位赞同“新政策”的著名政治学家敏锐地意识到，尽管“新政党在其运作过程中具有极大的透明度和平等理念，但最终，由于人员定位和采取决议的极大复杂性[…]，他们也不得不重返等级制度和超凡魅力领导”⁷。

公共利益逻辑思维

公共利益是基督宗教社会思想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强大但充满不确定性的科技时代，我们坚信它可以成为指导政治思想和实践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准。它可以充当卑略行为、选举策略和技术专制的解毒剂⁸，并可以预防抽象的普世主义和民间的地方保护主义。

教宗方济各在美国国会的发言中指出，政治的存在“表达了我们在共同体中生活的迫切需要，为更好地建设全民福祉共同努力：一个社会群体若要以正义且和平的方式共享福祉、利益与社会生活，则需牺牲某些特殊利益”⁹。如今政治时常遭受诽谤与谴责，教宗对此强调指出，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政治是“最高使命”和“最可贵的慈善形式之一”。

建设公共利益是指保证每个人在正义与自由中共存的条件。首先需要拒绝占有公众财物的诱惑，然后是为“公众”寻求最有利的关系、同盟及合作，并获取必要的资源，进行结构性建设以及满足其他各项需求。为了实现人的共存，必须保障基本的自由和权利，促进以人为本的关系，并确保对健康、能源、水、食物、城市和自然空间、教育、文化和信息的基本需求。自由、各种关系和基本需求是构成人的尊严的基本条件，因此是公共利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公共利益是“社会上的个人、家庭及中间性团体‘大家’共有的福利。这福利的对象无非是所有社会的成员，这些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更实在、更有效地达到他们的福利”（CV 7）。在当前的全球化形势下，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科技和文化交流方面，我们都注意到民族国家无力“为本国民众争取公共利益”¹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认识到需要共同建立专门的法律机构来处理超越国家领域的问题，例如气候变化、饥饿、新型奴隶以及和平问题。

公共利益不应满足于“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的功利主义原则，而是进一步争取避免任何人被遗忘或丢弃。作为社会多元化的宝贵组成部分，弱势团体及其利益应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支持。当今世界存在着多种形式的丢弃、不公平和许多鸿沟（远不止于数字鸿沟），争取公共利益意味着在“优先选择穷人”的基础上做出团结和包容性决定。

公共利益与以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不相容，后者认为公民福祉的创造仅限于公共机构的职能范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指出，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归因于国家，需要促进和保护，它是“公共秩序”，亦可称“辅助性公共利益”。应该说，保护公共利益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包括其中丰富多样的各种社团和机构，维护公共秩序的责任则在于国家。

这个根本的区分表明，对“公共”的判断不局限于与公共行政的关联，公共利益的创造不应完全依赖公共行政部门。民间社会组织、专业人士和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的积极参与对维护社会普遍利益的贡献不亚于国家。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社会主体性”¹¹的表现，是维护自由、公正和开放社会的基础。公共利益的准则要求所有公共和私营组织以开放对话态度、遵守法规以及各项事务的普遍规则来寻求最大效益。

向善源于辅助性和接触现实

辅助原则与公共利益相一致，要求国家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为整个社会服务，并在可能性范围内提供最大的自由。各种团体和组织应享有自主权，在自身身份不受损害和社团宗旨不受干涉的条件下自由运作。

辅助性源于天主教思想和模式，受到当今公共文化的广泛接受。它既不赞成任何形式的一元化国家集权及其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控制（极端表现：极权主义），又反对使政治控制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失效的原子式自由主义，后者对个人的极端推崇使其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单位（极端表现：占有性个人主义）。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辅助原则有助于建立多元化社会，为自由平等的公民创造条件，允许每个人通过自由参与使他们的合法意愿得以实现。

此外，辅助性在全球范围内适用，它支持每个国家在各自能力范围内努力采取自主行动，并鼓励各国之间达成协议，促进履行某些职能和服务的政府间机构加强合作，增进公共利益。

以公共利益为原则的前提是我们的政界人士推行“现实比观念更重要”¹²，并切实接触人民生活，为人们共处中存在的分裂、共同家园的环境恶化以及穷人的生活条件感受内心的忧虑不安。如果他们确实关心这些问题，他们很可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解决。

但是，公共利益的呼唤不仅是针对政界人士：它涉及所有公民，要求每个人根据各自的使命感和自身实际能力参与政治生活，履行合作义务。如果社会成员仅仅将个体责任局限于私人领域，如果他们对普遍问题不感兴趣，甚至以国家为敌，那么这些人不仅很难拿出符合公民身份的行动，反而很可能造成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分歧。“公民私人化”非常不利，因为在诸多原因之外，它是建设公共利益的严重障碍。

为公平正义参与社会生活

社会公平正义进入公共利益的逻辑起点是公民最低限度的社会生活参与程度。今天，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平正义不管在本地还是全球范围内都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社会环境。同样，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应以科学技术服务于所有人而不是少数人的宗旨做为有力工具，为每个人分享新的生活水准创造条件，既不应干扰人们的私生活，也不应局限于对少数特权阶层利益的保护。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回顾北美主教在一份重要文件中¹³对社会正义与公民参与的关系进行的分析：“基本公正原则要求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确立所有人的最低参与程度。但是，最终必有不公表现于某个人或某个群体遭受非人的主动性待遇或被动性遗弃。这种待人方式实际上是向这些人宣告他们根本不属于人类家庭（参阅EJA 77）。公共利益¹⁴要求为所有人维护正义并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参阅EJA 85），这些是参与社会生活的最低条件（参阅EJA 79）。这种关于社会正义的思考呼吁我们采取优先选择穷人和最弱势群体的措施：为争取创造更多的机会和财富，穷人的社会参与权应高于富人。

这种关于正义的观点与阿玛蒂亚.森（A. Sen）的思想非常接近，侧重于“能力”发展可带来“真正的自由”；它不完全赞同约翰罗尔斯（J. Rawls）有关“公平”需通过法律“程续”裁定的观点。我们必须以社会制度和规则以及其他必然因素的影响为参考，认真研究社会中诸如人们实际生活等凸显现象。

数字文化与社会参与

虽然数字通讯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机遇，但并不意味促进真正的社会参与。实际上，仅在数字“道路”上运行不等于连接。只有真正的相遇才能将人们真正连接在一起，它需要时间和聆听的愿望与技巧。单纯的网络联系本身并不能解决沟通问题，真正的挑战“更是人，而非技术上的成就”¹⁵。

教宗方济各呼吁通过恰当使用新科技手段和培养人际关系来建立一种相遇的文化¹⁶，并指出，教育不仅要重视科技专业知识的培训，还要培养价值观、为人处世能力和人文主义思想，提高不断学习的技能和动力。教育在建立相遇文化中可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走上具有包容性（反对丢弃¹⁷的可持续发展）的繁荣道路，企业和政治领导人、工人代表和各种民间社会团体、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和思想家及各界人士之间必须进行深入对话，共同探索新的组织模式并努力争取提高生产力、创造财富，为广大的社会基层创造机会，排除一切边缘化排斥现象。

我们必须就不同观点、看法和学科进行多元对话，因为现实是一个充满相互关联的整体，如果我们不从多种角度和方面来接触，我们最终将掩盖其中的问题（参见LS 111）。与其以消极态度等待迫不得己的最后时刻，我们有义务主动采取行动，以积极和服务的态度为指导，以这种精神进行对未来不可推延的反思，我们的义务是避免阻碍科技发展，以人类独具的智慧 “辨明”新的未知局面。

社会问题归源于人类学

本笃十六世曾指出 “社会问题彻底干预到人之所以为人”（CV 75），教宗方济各也表示“没有适当的人类学，就不会有生态学”（LS 118）。人类学有助于确立人类和社会发展所需道德价值观，它是理解人类之间、人类与科技之间以及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之基础。毫无疑问，这方面的深入探讨将是“整体生态学”对2030年议程的重要贡献：人类学途径可为进入21世纪的整体人文主义提供一个良好的切入点。

以审慎态度提出的人类学问题不是宗派主义和殖民主义，也不是缺乏对社会正义的承诺。捏造一个不存在的抽象和静态的人类本性毫无意义，因为即使它确实存在也不可能得到共享。所有人类学研究都必须尊重文化多样性，即使一切对多元文化的颂扬都不应与人类整体议题产生冲突。人类学提出的问题是，在质疑我们要留给后世怎样的世界的同时，它表现的是我们对生存及其价值的意识（参见LS 160）。

如果不加深对人的理解，就无法想象或实现一种新的全球发展模式并重新定义进步与增长。这种理解应从两个方面考虑：哪些因素有助于人类在人性与自由方面的成长，哪些因素对其有阻碍作用。加深理解意味着需要克服意识形态、政治正确以及各种偏见。

在此有必要澄清，基督宗教人类学在谈到“人”时，“既是指个体不可被简化的身份和内在性，又包括构成人类共同体的基本人际关系”¹⁸。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原则上不相矛盾，从逻辑上不可分割，二者具有道德承诺和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

圣经在人类起源的描述中确立了三种表达人的尊严的关系：与创造者天主的关系；与他人情同兄弟姐妹的关系；与其生活环境地球“家园”的关系。人的存在离不开各种社会关系，在这个共存中，正义在于尊重社会互构关系的需求，而不公正则表现于对这些基本关系的藐视和脱离¹⁹。“（重新）与天主、近人和大自然建立正确的关系”²⁰需要和解，它是期待我们完成的重大使命之一，是公共利益之所需。

结论

我们可以在天主教社会学说的范畴内根据世界新水准重新思考科技、工作、通讯、经济和政治的含义，在这些新水准中，尊重和促进人的尊严必须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

在圣神的引导下，教会诠释了“福音指导下的人类经验”并在对现实生活的开放过程中与全社会分享长期以来积累的关于公共利益的经验，以谦卑和寻求真理的态度在精神方面促进一切有益于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条件。

1. 参阅M. Castells,《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米兰，博科尼大学，2014年（L’età dell’informazione: economia, società e cultura）。
2. 宗座社会传播委员会, 因特网伦理，2002年2月22日（Pontificio Consiglio delle Comunicazioni Sociali, Etica in Internet, 22 febbraio 2002, 见 www.vatican.va/pccs/rc_pc_pccs_doc_20020228_ethics-internet_it/ ）下文中引用的教宗文件可参见w2.vatican.va
3. 若望保禄二世，《社会事务关怀》，条36。
4. 参阅教宗方济各，《愿祢受赞颂》，条125; 127; 128。
5. 本笃十六世，《在真理中实践爱德》，条 4。
6. A. Gutiérrez-Rubí, «La generación Millennials y la nueva política», in Revista de Estudios de la Juventud, n. 108, 2015, 161-169.
7. J. Subirats, «¿Nueva política? Argumentos a favor y dudas razonables», in Informe España 2015, 450.
8. 参阅LS 108-109.
9. 教宗方济各在美国国会的发言，2015年9月24日。
10. 教宗方济各对宗座社会科学院大会与会者的发言，2019年5月2日。
11. 若望保禄二世，《百年》通谕，条13。
12. 参阅教宗方济各，《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条231-233。
13. 参阅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所有人的经济正义》（EJA），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86年。见www.usccb.org/upload/economic_­justice_for_all
14. 建议与此议题有关的文献：D. Hollenbach,《公益与天主教伦理》，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D. Hollenbach, The Common Good and Christian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5. 教宗方济各，第48届世界社会传播日致辞。《传播应为一种真正的相遇文化服务》，2014年6月1日。
16. 参阅J. L. Martínez，《欧洲面临的挑战和呼吁》，Santander, SalTerrae, 2017年。（La cultura del encuentro. Desafío e interpelación para Europa）
17. 相遇文化与丢弃文化截然相反，“丢弃文化不分人与物，凡遭遗弃者，以同样速度迅速变成垃圾”(LS 22)。
18. 国际神学委员会，《共融和服务，以神的形象创造的人》，2014年7月，见http://www.vatican.va/roman_curia/congregations/cfaith/cti_documents/rc_con_cfaith_doc_20040723_communionstewardship_it.html
19. 参阅C. M. Martini, 《论公平正义》（Sulla giustizia），米兰，Mondadori, 2002年；J. Moltmann, 《论人的尊严》，（La dignidadhumana）, Salamanca, Sígueme, 1983年, 27 s。
20. 耶稣会第35届和第36届大会（分别于2008年和2016年举行）提出有关和解的倡议，这一启示来自耶稣会创始人写入会宪（1550年）的“调和异议人士”的呼吁。